黄帝陵

                                       
　　黄帝崇拜是中华民族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伴随着民族历史的发展和演变，黄帝崇拜积淀了十分丰富的历史内涵，成为影响当代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
　　黄帝崇拜的历史内容
　　黄帝为五帝之首。据古史传说、远古神话和道教仙传记载，黄帝是中华民族繁衍发展史上第一位实现华夏统一局面的帝王。相传黄帝姓姬，号轩辕氏，为少典之子。在神农世衰之时，各部落酋长互相侵伐，百姓惨遭祸害。神农氏不能征讨，轩辕氏出征，各部落酋长皆来归顺。炎帝扰乱各部落，轩辕得各部落拥戴，与炎帝战于阪泉，打败了炎帝。后蚩尤作乱，轩辕氏又征召各部落首领，与蚩尤战于涿鹿，遂擒杀蚩尤。从此，轩辕氏由部落首领被拥戴为联盟领袖，成为黄帝黄帝以自己的德威，解除百姓战乱之苦，完成各部落统一大局，成为我国上古史上第一位最伟大的创世帝王。
　　黄帝不仅奠定了中华一统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他以自己卓越的智慧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早期文明。他发明了当时人们希望他所发明的一切，从大的社会制度，到小的日用物品，像房屋、衣服、车船、兵器、阵法、音乐、器具、井田、蚕丝、文字、算术、历法，或者亲由黄帝发明创造，或者出自黄帝的臣僚，总之，黄帝时期开启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源头，揭开了中国文化序幕，完成了古老东方土地上一个最伟大的民族的创造。黄帝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首次大融合的创世英雄，也是中国文化发明创造的伟大始祖。
　　黄帝的子孙繁衍，许多人有稽可查，帝颛顼系黄帝子孙，帝喾是黄帝曾孙，帝尧是黄帝玄孙，帝舜是黄帝八代孙，夏禹也是黄帝玄孙，商汤是黄帝的十七代孙，周武王是黄帝二十二代孙。据载，黄帝有九子，各封一国，总三十二氏，出黄帝之后，子孙相承已1250年。到今天，亿万中华同胞，都认同自己是黄帝的子孙，每年到黄帝陵寻根拜祖的人不计其数。黄帝崇拜从历史的表层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早已成为民族精神中最根深蒂固的群体意识。
　　华夏初民最初的崇拜对象并不是人自身。在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面对极为严酷的生存环境，大自然的无限和神秘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高山大地，巨石流水，火种日月，成为人们的崇拜对象。由于对大自然的无知和人类自身生存能力的低下，人们不得不跪倒在大自然面前顶礼膜拜，以形成与自然界的和解。原始崇拜的内容首先是人类以外的自然物，植物崇拜和动物崇拜同属此类。对黄帝的崇拜，正是原始崇拜中对人自身的崇拜，它把崇拜的对象由自然界转向人类社会，显示了人类崇拜意识的重大转折和伟大进步。虽然处在文明早期的华夏初民，还未能把人与动物、植物，人与自然界区分开来，但他们在黄帝的丰功伟绩中，已经感受到一种人格神的伟大力量，这种力量以其神奇的、无边的、超自然的特性，在神话与历史的融合中，在原始人朦胧的意识中，树起了一个伟人的黄帝形象，一个伟大的民族偶像。
　　初期的黄帝崇拜是一种包含有多种因素的复合崇拜，首先是一种祖先崇拜。我们的华夏先人，不会把祖先和自己的生活分别开来，万物有灵的观念使他们相信祖先的英灵不死，即使是冥冥之中，他们仍然关照着子孙的行为，或加以保佑，或施以惩罚，而子孙辈辈，则以自己的成功光宗耀祖，特别是以无限丰富的贡品和隆重的祭奠活动，来告慰祖先的灵魂。
　　与罗马人、日本人相比较，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崇拜的形式最为繁细、最有特点。这不仅表现为要贡献各种各样的食物、足够的冥钞和其他许多种物品，而且还大兴土木，修祠立庙，每年进行扫墓，春秋进行大祭，其隆重之盛况一年胜似一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初期的黄帝崇拜已经具有深厚的血缘根底，作为家庭情结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已不是不加选择的宽泛崇拜，而是有特定对象的崇拜方式，从而反映出华夏民族早期生活中血缘关系和婚配关系的进化信息。
　　黄帝崇拜与图腾崇拜密切相连，华夏万众自认是龙的传人。龙是中华民族顶礼膜拜的图腾偶像，而黄帝在远古传说中的形象正是人面蛇身。作为民族象征的龙图腾，是蛇加上各种动物综合而成的，它的形成史表明，龙图腾是华夏部落蛇图腾不断融合其他部落图腾逐渐演化的结果。这与轩辕部落不断融合其他部落的古史传说基本上是一致的，最早的图腾崇拜作为自然崇拜的成熟形式，实际上是与祖先崇拜交织在一起的。龙图腾崇拜在远古之时，由于和华夏民族的实际功利关系，龙被当作圣物来崇拜。同时，它又具有间接的象征性对象的意义。龙之所以被当图腾来崇拜，是因为它作为华夏祖先、华夏部族的一种符号、一种标志而为人们所敬奉，人们是因为重视血亲，崇拜祖先，才来敬重代表祖先的龙图腾的。人们在龙图腾崇拜中最为关注、投射最多的是对华夏民族、对黄帝祖先的崇敬之情。黄帝崇拜还是一种英雄崇拜，黄帝以自己的创世伟业赢得了各部族的拥戴。他的崇高地位，不是“君权神授”，而是因为他的英雄业绩。卡莱尔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中所说：“英雄崇拜是一个永恒的基石，由此时代可以重新确立起来”虽有“英雄创造历史”之嫌，但却十分适合黄帝开创历史的时代。对他的崇拜对华夏民族的发展和远古文明的进步确乎具有伟大的意义。黄帝既是创世英雄，又是发明之母，更是崇高道德的榜样。作为英雄崇拜的对象，他更多的是以个人在民族群体中的超凡本领和伟大力量而引人敬畏和尊重的。不管是道德的榜样，发明的巨匠，还是统治天下的代表者，黄帝以自己的英雄行为，不断地为部族群体带来好处，而由于群体生存的现实要求人们对黄帝的英雄崇拜，就成为群体利益的一种显现，这种英雄崇拜就成为华夏民族早期的一种可贵的群体意识。
　　黄帝崇拜作为华夏民族最重要的一种崇拜形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不同时代社会内容的制约和影响，不断地演化出一些新的变体，在封建社会表现为帝王崇拜。
　　几乎所有的封建帝王都把自己打扮成真龙天子，以获得与黄帝崇拜的一致性，使自己至尊至上的地位“名正言顺”。他们穿龙袍，睡龙床，坐龙庭，高兴为龙心大悦，发火为龙颜大怒，帝王之后谓之龙种，子孙曰龙子龙孙，死去叫龙驭宾天。封建帝王首先用神话的方式使自己高居于万民之上，通过制造与广大臣民的巨大距离来强化自身的神秘感和神圣感，并且通过各种各样的仪式举行隆重的朝拜仪式，巩固臣民对自己的崇拜。
　　黄帝崇拜的文化特征
　　与上帝崇拜相比较，黄帝崇拜是与西方宗教完全不同的非宗教性的世俗崇拜形式。
　　从崇拜对象来看，上帝乃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它是天神世界的统治者，是与地上的人类世界完全不同的创世主和救世主。黄帝不是天上的统治者，而是地上的创世英雄。他是中华民族实际生活和早期文明的圣贤代表，他与地上的人类生活从来没有完全分离开，他在华夏民族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并不是因为他高居于人们的生活之上，而是因为他就是民族早期生活的实际参加者，人们崇拜他不是因为他在天上的地位而是在于他对人间的贡献。
　　从崇拜的根源来看，对上帝的崇拜是因为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被赶出伊甸园后，他们的子民就成了负有原罪的受苦受难者，他们是罪感文化的承载者，只是为了洗清原罪，他们才崇拜无所不能的上帝以在末日的审判来临之时，才有资格进入天国享受福音。由于基督徒带着原罪的身躯生活在罪恶的世界中，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就成为绝对的统治者和谦卑的奴仆的关系。黄帝崇拜的根源乃是因为他是华夏民族创世的原型，是早期中华民族群体形象的杰出代表，人们是因为对早期文明的敬仰而行黄帝崇拜，崇拜者并不因崇拜黄帝而负有罪感，崇拜行为本身不是为了解脱而只是寻求与群体精神的认同，崇拜对象与崇拜者的关系只是因为群体的共同利益才构成了一体的崇拜行为，两者之间不存在严格的主奴关系。
　　从崇拜的形式来看，对上帝只有进行无穷无尽的忏悔，才能减轻信徒的罪恶，也才能显示对上帝崇拜的虔诚。对黄帝崇拜来说，由于中国人深刻的性善论观念和人与天齐的宇宙意识，黄帝崇拜对崇拜者的目的，主要是进行自我的品德修养，崇拜的心理形式不是宗教性的否定性忏悔，而是肯定性的现实内省。黄帝崇拜的表现形式就不是严格的宗教式的，而完全可以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拘一格的多种形式。
　　由于黄帝崇拜不同于上帝崇拜的这些特点，黄帝崇拜很难简单地纳入哪一种宗教之中，黄帝也没有成为哪一种宗教的主神。在历史的长河中，黄帝崇拜几乎一直是以世俗崇拜的形式在我们民族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它不似宗教，但胜似宗教，它的丰富内涵和历史功绩，不仅与上帝崇拜不可比拟，也远远超过中国的任何一种宗教，是具有某种超越宗教性质的民族信仰形式。
　　在我们中国文化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世俗文化而非宗教文化。由于王权与神权的完美统一，所有宗教都不具备西方宗教那样严密的组织，也没有形成威胁政权的神权统治，世俗王权的力量始终高居于宗教神权之上，宗教神权实际成了世俗统治的一种补充形式。所以，黄帝崇拜与帝王崇拜的一致性，就使得中国人的世俗崇拜意识显得比宗教崇拜意识更重要。正因为如此，虽然儒教有自己的“天理”，道教有自己的“玉皇大帝”，佛教有自己的“佛”，它们各自也都有自己众多的信徒，但不管是哪一教的信徒，都毫无例外地在心灵深处保留着对黄帝祖先的崇拜。在他们的宗教情绪中，由黄帝崇拜所衍化出来的忠孝观念和爱国意识，更是远远地超过了祈求上苍和渴望来世的虚幻意念。
　　黄帝崇拜对我国的民族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元文化性的特征。
　　黄帝作为华夏族的祖先，对他的崇拜最早是与人们对汉民族生息繁衍的关注密切相连的。据现代人类文化学的研究，这种崇拜最早起源于生殖崇拜。所以对黄帝的崇拜，从华夏民族自我生产的角度来看，它实际上是对黄帝家族的崇拜，在这种崇拜之中寄托着华夏先民渴望繁衍后代、兴旺部族，壮大人丁的深层愿望。在人与自然艰苦搏斗，艰难保存生命的远古时代，黄帝崇拜作为对自然力的一种抗争，深刻地反映了华夏民族早期原始而强烈的生命意识。这种意识作为民族精神之源，华夏之化之根，它的扩展和深化影响了中国人的整个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
　　对黄帝家族的崇拜进而形成对黄帝王朝的崇拜，这就使黄帝崇拜在生命的生产意识中又增添了社会生活的内容。表现在人伦方面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形成了以忠孝为核心的道德伦理观，这种观念在国家大事中是忠于国家、忠于君主；在家庭宗法生活中则为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在忠孝不能两全时，自当以大局为重，以牺牲孝道而尽忠保国。由是忠奸之别，孝逆之辨，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有着鲜明的区别：忠臣孝子有千古流芳之美名，奸臣逆子则被人千古唾骂，遗臭万年，忠孝观念成为维系家庭和定国安邦的重要精神支柱。
　　在哲学方面，这种崇拜意识也成为最早的源头之一。作为中国哲学最早源流之一的《周易》，就是以“——”“— —”两个基本符号为核心而推衍出来的，并且在其宇宙图式和哲学思维中一直贯穿了这一基本思想。所以，中国的易学哲学系统和阴阳哲学系统，都是建立在中国人最早的生命意识之上的。从原始文化的宏观视野来看，整个中国文化也都立足于这种意识之上，儒家的礼仪直接从原始文化延续而来，它的起源与核心仍然是对自己祖宗的感情，这与黄帝崇拜一脉相承。儒家“仁”结构的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也都与黄帝文化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崇尚自然的道家哲学，他们所追求的境界和黄帝时代的景象十分相似，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缘故，道家学者极力美化黄帝形象，把黄帝推为道家的领袖人物，使黄帝这位伟大的创世者又成了伟大的哲学家。
　　在政治方面，黄帝时代的模型也一直是后世效仿和追求的楷模，黄帝以自己的文治武功、业绩和品德赢得万民的敬仰，这为中国政治的理想主义开启了大门。中国政治一直以“德治”和“仁政”为理想的尺度，相信人们处理好了伦理纲常，国家也就拱手而治了。正如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用道德的力量顺服感化人民，政治自然就归于清明，中国政治的希望就寄托在黄帝一样贤明君主的出现。因此，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就必须是“内圣外王”的英才，要求政治领导人首先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条件。然后，才能从事执掌大权的事业，道德人格的修养就成为从事政治活动的首要前提。这种中国政治所具有的理想主义色彩与崇拜黄帝的伟大人格和崇尚黄帝时代的升平世纪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中国政治的所有历史上，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理想主义的深刻影响。
　　黄帝崇拜在我们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具有鲜明的传统性特征。
　　黄帝崇拜具有不可比拟的权威性。在中国人的崇拜系统中，被崇拜的对象五花八门，千姿百态，但从来没有哪一个能像黄帝一样处在至高无上的崇拜地位。一个人可以不信仰神鬼，不崇拜天地，但没有哪一个华夏子孙不崇拜黄帝。虽然中国人还崇拜许多神仙、圣人、英雄，也有一些人崇拜上帝，但这都不能和黄帝相提并论。因为，在这所有的崇拜对象中，能够和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生活发生深刻联系并产生最广泛的影响的只有黄帝一个。
　　黄帝崇拜具有规范性，这种规范性不像西方宗教那样有严格的教义要求和崇拜形式，它没有来自人世之外的强力规范。在我们民族的整个生活中，它也没有明确的具体要求，从本质上讲，黄帝崇拜的规范性，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内在规范机制，是中华文化内化到个体人格和民族心理中的深层意识。虽然这没有严格的外部表现形式，但它的普遍性却远远超过了任何一种宗教，它是中国人最普遍的心理共识，是中国人自觉、自愿、也最为自然的信仰方式，不管是亿万斯民还是海外侨跑，在他们心灵深处，都怀有对黄帝的崇拜之意。
　　黄帝崇拜具有延传性。在漫长的历史中，黄帝崇拜代代相传，一直至今，表现出鲜明的延传性。这一方面是由于华夏民族一直生存于一个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中，很少遇到来自外部力量的巨大冲击；再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稳定性，使与中国政治有密切关系的黄帝崇拜得以长期延续。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整体地决定了黄帝崇拜的不断承传，中国文化朴素的人文主义传统，道德本位的价值取向，中庸和平的人生态度，恋土思乡的血缘情谊，都强有力地推动着黄帝崇拜的不断延续和发展。
　　黄帝崇拜具有自我调节性特征。依靠这种特征，黄帝崇拜不断由原始形式向现代形式进化。原始文化系统中的黄帝崇拜，是一种植根于人类生命意识中的群体意识。封建文化系统中的黄帝崇拜，是被专制统治严重扭曲的一种奴性崇拜，它带有被动的、强制的性质。现代文化系统中的黄帝崇拜，摆脱了盲目性、被动性、强制性，变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自主的崇拜形式。亿万华夏儿女崇拜黄帝，完全是主体意识、主体人格和主体实践活动发展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现代行为。它不是复古、怀旧和封建迷信，而是中华民族步入现代化建设时代最隆重的现代精神典仪。
　　黄帝崇拜的现代意义
　　处于现代文化系统中的黄帝崇拜，是一种现代文化现象和现代民族精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它有着十分重要的现代意义。
　　从纵的历史坐标来看，黄帝崇拜是强化民族传统的现代仪式，在目前世界日趋相似，生活方式日趋同一的情况下，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由表面的外部运动形式，发展成一种深刻的内部运动形式。各民族人民面对同一化趋势的不断发展，都在竭力保持自己的特色，越来越珍视自己的传统。也就是说，面对同一化的挑战，各种文化传统内部都在发生崭新的现代活力，一方面使传统自身获得延续和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为各种文化的相互影响提供更为强大的动力和更为丰厚的内容。飞速的现代化与更进一步的民族化同步发展，用奈斯比特的话来说，人们的生活方式越趋同一，人们对自己文化传统中深层价值观的追求也就越执着。对我们中国文化系统来说，改革开放的宏图大业，使我们的优秀民族传统处在了一个跨越新时代的关键时刻。
　　作为应对现代化挑战的策略原则，我们弘扬民族传统的当代使命，是要求民族传统通过自力更生的内部运动，使传统的链条进入现代的文化系统中。传统的当代形象如何，关键看它能否焕发出强大的现代活力。在这方面黄帝崇拜有奇效，一方面，黄帝崇拜的世俗化形式，能够使所有华夏子孙，在最广阔的范围和最丰富的意义上形成对民族传统的广泛认同，充分肯定优秀民族传统的时代价值，为我们独具风采的传统文化感到光荣和自豪，使我国传统文化的一贯性和统一性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从而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的格局中保持自己的特有风格，并且更加具有魅力；另一方面，黄帝崇拜由传统形式向现代形式的转变，标志着黄帝崇拜的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黄帝崇拜的性质，由于其参与主体的根本性改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代替了远古时代的初民和专制统治之下的奴隶，这就为黄帝崇拜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内容，使黄帝崇拜成为我们民族传统由古代走向现代，由中国走向世界的一种革命性力量，它能够使我们的民族传统在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拓展自己的现代空间，创造自己的现代形象，获取生发现代活力的强大动力。
　　从横的时代坐标来看，黄帝崇拜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不老源泉。凝聚力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几千年来，依靠自身的凝聚力，我们保持了民族的统一，维护了民族的尊严，使我们民族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东方一颗璀璨的明珠。今天的现代化大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它需要调动我们民族的一切力量才能完成。黄帝崇拜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支撑点，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黄帝崇拜能强化人们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对个体道德人格理想的不懈追求，是传统文化魅力的重要根源。黄帝崇拜作为一种道德人格自我完善的修养方式，它使每一个崇拜者都把中国文化的价值尺度作为至高无上的标准，把人格境界的提升作为最主要的追求目标，这就推动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向心运动，使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想不断引导人们走向更高的精神境界，使中国文化更具魅力。
　　黄帝崇拜能够促进国家的统一。在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人们的政治立场和行为方式难免存在差异，但不管生长在哪个国家，奉行什么主义，只要是黄帝的子孙，人们就割不断自己的文化之根，都对民族分裂感到不安，而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抱有美好的愿望。特别是在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新形势下，在黄帝祖先的旗帜下，捐弃前嫌，求同存异，不仅是动员全球华人为报效祖国献计献策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祖国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解决好港澳问题的最为坚实的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基础。连战和宋楚瑜祭拜黄帝表明黄帝崇拜在世界华人中的感召力是十分强大的。
　　黄帝崇拜能够升华我们的爱国情感。它能使华夏儿女对祖国对民族的感情，不仅仅由于血缘纽带而停留在遥远的原始阶段，也不仅仅由于朴素的乡土情谊而作为一种精神的寄托。它能使华夏儿女的爱国情感与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理解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成为一种高度升华了的现代理性意识。这种清醒意识能使各种社会力量在国家民族的利益上团结起来，在民族群体的共同目标下，充分发挥我们中国文化的现代优势，在和谐统一的氛围中使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在21世纪的伟大进军中，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从个体人格的角度来看，黄帝崇拜是激发个人创造力的强大动力。一个民族创造力水平的高下，除了某种现代机遇的挑战作用外，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制于一个民族的文化空间。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现象，黄帝崇拜为个体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华夏文化的广阔背景，构成了个体创造性的民族文化根源和科学文化基础。而个体的创造性如何，在华夏文化的宏阔背景中早已被划定，个人的创造性只能在民族文化所潜在规定的可能性空间中得到呈现。所以，黄帝崇拜把个体创造活动引入民族文化的延续空间，就为人们的创造行为提供了不竭的文化之源。
　　黄帝崇拜能产生巨大的榜样力量。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黄帝是发明创造之父。他的创造业绩，是我们中华民族早期创造力的杰出体现，闪耀着无比光辉的榜样力量。崇拜黄帝自然包括对黄帝科技发明的无限敬仰，它能使今天的创造者，感受到我们民族历史上一切科技发明的光辉照耀，感受到中华民族杰出的创造伟力，从而给今天的创造活动输入巨大的精神能量，成为鼓舞人们创造发明的强大精神力量。
　　黄帝崇拜能激发人们的创造潜能。黄帝崇拜对个体心理来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极好方式，它能对个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各个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个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全面发展，必然会在主体心理的深层结构萌发强烈的创造欲望，这种欲望是基于主体生命深层结构的强大的精神能量，这种能量不仅把个体生命中的各种因素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更重要的是，它会像一把金钥匙一样，开启人们的智慧大门，唤醒沉睡的创造潜能，解放人们的生命创造力，从而强有力地推动人们的创造发明活动。这样，黄帝崇拜就由一种外部的榜样力量，引发出个体内部的创造潜能，推动产生创造性的实践行为，从而使个体创造力走上一条具体的实践化道路。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黄帝崇拜这种信仰模式，同时也是一种创造模式。这一模式由于对黄帝的崇拜引发出对创造精神的崇拜，构成了黄帝崇拜最为重要的时代内容之一。这种对创造精神的崇拜，不仅能使人们认识到我们民族早期文明中就已经存在的科技因子，还能匡正较长时间以来，我们民族心理中对科技创造的鄙薄之意，以发扬光大我们民族具有悠久历史的科学创造和发明的光荣传统，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
　　从群体意识的方向来看，黄帝崇拜是民族崇拜的集中体现。从古到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黄帝崇拜已由对一个人的崇拜，演化成对我们民族早期文明的崇拜，由对早期文明的崇拜，演化成对整个民族文明的崇拜。黄帝崇拜就不再是个人崇拜和原始崇拜，而是一种群体崇拜和现代崇拜，是民族文化的一种现代表现形式。它的丰富内涵维系着民族的自信心、自尊感，强化着民族的自立精神和自强意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黄帝崇拜能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方面，它能以自身存在的魅力，促使传统文化产生走向现代化的强大内驱力，促进整个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形成传统自我运动的内部机制；另一方面，对于文化的当代选择来说，它能以自身的形象为借鉴，使文化寻根进一步认识和发掘传统文化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弘扬我们优秀民族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修养的传统，使这些有价值的成分以崭新面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帝崇拜能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它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以黄帝开创的政治传统为榜样，发扬黄帝勤政、廉明、民主的作风，使执政者以全民的共同利益确立自己的政治目标，并像黄帝一样，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全体人民共同创造我们的现代文明。这就使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有中国文化的广阔背景为依托，又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吸取世界各国政治形式的优秀成分，使古老的政治传统焕发出绚丽的时代光辉。
　　黄帝崇拜有助于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黄帝时代的物质文明建设揭开了我们民族历史最辉煌的一页，黄帝崇拜并不是要我们沉睡在祖先的辉煌业绩之中，而是要我们在纵横历史比较的反差中，深刻认识我们物质文明落后的压力和动力，从而激发我们身上像黄帝时代一样的科技创意，在今天世界文明的横坐标上，创造出我们民族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
　　黄帝崇拜的强大力量，最终将使中国人民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入现代世界行列。这种加入将完全摆脱近代的被动和耻辱，而是以全新的自尊和主动走向明天，它以自己的风采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为整个世界增添光彩。它带着自己的文化和自己文明的魅力，在全世界的面前，树立起黄帝民族古老而崭新的现代形象。
　　选自《华圣文化》 2005年第2期
　　

黄陵文典 黄帝研究卷/《黄陵文典》编纂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03